六月的逃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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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也是六月。我在美國的三大媒體公司之一做事。那是一個多事之春。從年初開始,就是前中共領導人的去世,然後又是前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訪華……到了六月初的一天夜晚,多事之春終於被划上了一個巨大的驚嘆號,和一個更大的問號。

我那時還是中國公民,第二天早上,便忙不迭地去找到我的老闆:是非之地,呆不下去了,我要辭職,腳板抹油,走人。

不曾想,老闆也正在找我。他說,在北京飯店裡,有一個我們的澳洲攝像師和他的英籍錄音助理,剛剛拍下一些很重要的材料。老闆說,要我自己親自去取,而不是派在我手下幫忙的20來個廣播學院的實習生去。這對我來說,可就進退兩難了。本來我是來辭職的,現在卻被派了任務,而且顯然是挺重要的任務:到這一天以前,我從來沒有過任何一次,需要自己去什麼地方送取什麼東西的。

我那時年輕,腦袋容易發熱。這家公司對我很是不薄,80年代的中國,一天能付200美元,還是現鈔。我想來想去,覺得不好在這個時候給人家掉鏈子,於是就答應了。但是,剛剛答應之後,就後悔了。因為老闆說,“外面據說還算安全。”可我從他的語氣中,能聽出來他的這句話,還不如不說。外面顯然不是那麼安全。

我從我們辦公的王府飯店,步行到了北京飯店。上午10點多鐘,但街上很少有行人。偶爾能聽到,有清脆的鞭炮般的聲音,從各處傳來。在長街的轉角處,我看到一些北京市民,捶胸頓足,低聲怒罵。一個老者,被幾個年輕人兩邊架着,疾步向協和醫院奔去。據說他的嘴被槍彈從一邊打入,又從另一邊穿出。老者低着頭,身體向前傾着,顯然是萬分痛苦。

到了北京飯店大門口,只見一排很多個玻璃門都關着,只留了中間的一個,半開半掩,將將能容一個人側身穿過進去。門邊上,從裡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裡執行公幹的人。

我硬着頭皮,向他們走去。

我的背包里,放着一盤剛剛啟封的,全新的錄像帶,是為了換下我要取的那一盤有了素材的帶子的。我面對這些執行公幹的同胞們,心裡盡量坦然地安慰自己說,我身上什麼都沒有,這帶子上更是什麼都沒有。

一邊想着,一邊我已經與他們擦身而過,走到了大廳里。我只覺得,身後有很多眼睛在盯着我。但是,直到我走進電梯,看着電梯關了門,始終沒有人喊我停下。

到了14樓,我找到了我們的攝像組的房間,上前敲門。只聽裡面一陣悉悉索索,半天才開門。卻原來兩個老外以為是來抓他們的,先把攝像機從涼台上撤下來,藏到了床底下,然後還換上了睡衣,看上去儼然一對同志哥的樣子,甚是可笑。見到是我,他們認識,鬆了一口氣,立刻又把攝像機架回涼台,一邊,攝像師把我帶去的錄像帶裝進機器,一邊,錄音師把我來取的那盤錄像帶交在了我的手上。

我乘電梯下樓,走到前庭。這一次,我的包裡面放的,是有了內容的錄像帶。向大門口走去的時候,逆光,只覺得那門裡門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動不動,明顯是在盯着我向他們移動。那幾十步,實在是我此生邁得最沉重,最漫長的步子。

當我走到那門口時,我終於可以看到那些人的臉孔。我只是感到,一種無聲的壓力,一種……憤怒。只是,他們還是沒有攔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我離開北京飯店,快步走回王府飯店。剛一到,編輯就把我帶回的錄像帶拷貝出來。他們拷貝的時候,我有意躲得遠遠的,不想知道那上面是什麼。這樣,如果有問題,我可以一問三不知,一推六二五。當然,這只是我自己主觀地在自廂情願,或者叫自欺欺人。

我正在想着對老闆說辭職的事情,突然,老闆又讓我把那盤錄像帶的拷貝送到首都機場去“放信鴿”。我沒轍,只好又去了機場。我對自己的安慰還是,我對錄像帶上的內容,一點都沒有概念。

“放信鴿”是美國電視的專業用語,意思是,到機場等地方把材料交給任何看上去可靠的旅客,給他/她一些酬勞,托他/她帶到航班要去的地方去。這是一個衛星傳播普及以前的古老做法。但是,北京這個時候的衛星傳送早已被切斷,只有回到這個辦法了。

首都機場里人山人海,都是惶惶然急於離開北京的外國人。除了人多以外,還有一點讓人毛骨悚然:諾大的機場大廳內,排隊的,擠來擠去找地方的人們無數,但多數都是一言不發,面色焦急,凝重。與平時這裡那種人聲嘈雜喧囂相比,這個時候,空氣中竟凝固着一種令人幾乎毛骨悚然的──寂靜。偶爾有人小聲說話,也是莫名其妙的謹慎,好像不願對方聽到似的。

我在去香港的航班隊伍中,找到了一個40歲不到的,商人模樣的美國人。我將挎包裡面的錄像帶拿出來,和一張100美元的鈔票一起遞給了他,一邊解釋說,我是某某美國電視公司的,請求他做我們的信鴿,希望告訴我他的名字,我好回到辦公室就傳真到香港,這樣他下飛機時,就能立刻交給我們在那裡接機等他的人……那時離開1997年還有好幾年,香港的衛星傳輸系統自然沒有被切斷。

那個美國人看着我,又看了看手中的錄像帶。然後,他點了點頭,臉上幾乎沒有表情。我記下了他的名字──羅伯特。羅伯特對我說了幾句話,讓我永志難忘。但是,請容我等下再複述。

我離開機場的時候,也許是疑心疑鬼,總覺得後面有人跟着我。我對自己唯一的安慰還是,我對那錄像帶上的內容,一無所知。

回到市內的辦公室後,我再也不敢耽擱了,馬上找到了老闆,告訴他我完成了最後的任務,但是對不起,本人是個逃兵,現在不得不請辭了。老闆似乎這時才意識到,我和他不同,是持中國護照的人。他想了想,表示理解,給我開了工資,放了生。

多少年過去了。這件事情,也一度慢慢被淡忘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個畫面,一個被稱為20世紀最能展現人類大無畏精神的畫面。

我的記憶被激活了。

1989年的6月5日上午10點剛過,一個身穿白色襯衫的中國男青年,赤手空拳地橫然挺立在隆隆的坦克車隊前面,視死如歸。包括我們和其他為數不多的幾家境外新聞公司,在他擋坦克的長街旁邊的北京飯店的樓上,拍攝下了他的形象。

六四天安門事件期間,王維林用自己的身體阻擋坦克車。”
六四天安門事件期間,這個被稱作“王維林”的年輕人正在用自己的身體阻擋一隊在天安門附近長安街上的坦克。這張照片是美聯社記者Jeff Widener在1989年6月5日,離事發地半英里外的北京飯店6樓拍攝的。(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這裡,我要特別說一下,我不是沒有幫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當時的場面,我要專門地感謝北京飯店大門口,那些身着便衣的,執行公幹的北京同胞們。以他們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報,和他們擁有的技術條件,說他們不知道14樓上有我們的攝像組在拍攝,是全然不可能的。說他們不知道我乘電梯上到14樓,並拿回了那盤錄像帶,是更加不可能的。但是,我剛才說過,他們看着我的時候,眼睛裡面充滿了憤怒。作為一個一心在想着當逃兵的我,自以為他們的憤怒,是衝著我來的。但是,我忽略了一點。這些人,下班以後,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彈絕對不會因為他們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開他們的親人,朋友,街坊。

今天,我只有一個解釋,能夠說通為什麼他們放我進入那隻容一個人出入的大門,又眼睜睜讓我從那門內出來。這就是,他們做出了個人的或是集體的,絕不是沒有危險後果的決定,他們要讓世界看到那個大義凜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頭上勇士的光暈。

最後,讓我告訴你,首都機場上那個美國人羅伯特對我說的是什麼。

“我十分,十二分地感到內疚和慚愧,在中國人最需要我的時候,我卻什麼都不能做,只有選擇逃離,而且有這個特權能夠逃離。這個錢,我不能拿。我雖然不知道這錄像帶裡面是什麼。但是請你放心,我會盡我最大的努力保護它,把它送到它應該去的地方,也算是我個人為中國人做的一點點事情。”

我今天回憶這些的時候,唯一的遺憾就是,羅伯特和我這一對逃兵中,有一個恐怕將永遠不知道我們在逃跑的路上,有意無意地為世界做了什麼。

(編者按:六四期間“王維林”擋坦克的照片被幾家不同境外媒體拍攝下來,並通過不同渠道流出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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