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盲腿断 国学大师吴宓悽惨晚年

文章分类: 史海钩沉
   

与中共统治下鲜有大师不同,民国时期涌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按照一些描述民国时期的书籍所言,他们是一批有「骨气」而又「好玩」、「有趣」且学问深厚之人。他们有时如孩童般天真,而且对于世事,亦常有惊世骇俗的作为。而他们可以如此随性而为,正是得益于民国政府的宽容。

彼时,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蒋介石治下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知识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而知识分子对待政府则是:你不对的时候我批评你,你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你。毫无疑问,能够形成这种相互信任关系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民国政府的诚意。

然而,中共建政后采取的杀伐政策,不仅使留在大陆的民国大师们一个个惨遭迫害,甚至惨死,而且也彻底使知识分子的脊梁弯曲。1949年后中国大陆再无大师出现也是必然,因为出现大师的土壤已被完完全全地破坏。本系列讲述的就是几位民国大师惨遭中共迫害的经历,本篇说的是民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家、国学大师吴宓。

「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

1894年出生的吴宓,17岁时进入清华学堂,之后赴美留学,攻读西洋文学。先后在维珍尼亚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获硕士学位,其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有不少论著。

吴宓在1921年回国后,先后在南京高师、国立东南大学、东北大学任教,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其虽然以介绍西洋文学为主,但他仍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并抨击新体自由诗。

后来,吴宓又来到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钱钟书即是其得意门生,被中共拔高的季羡林也是他的学生。他在清华最大的贡献是参与筹建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并担任主任,更为叫绝的是,他居然请来了民国最为著名的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任教。可以说,没有四大导师,则国学院有名无实。正如王国维到清华后曾对吴宓所言:「我本不愿意到清华任教,但见你执礼甚恭,大受感动,所以才受聘。」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吴宓于其灵前自誓云:「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淟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以后数十年,吴宓始终以此精神贯之。

在清华期间,吴宓被视为「清华的一个精神力量」。这不仅是由于其巨大的感召力、人格魅力,颇有君子风范,也在于其身为老师的一丝不苟。据说吴宓记忆力惊人,他自谓:「宓教课多凭记忆,不恃书册,即有检阅,可向图书馆查阅,无须购置也。」

1923年,《清华周刊》中有篇文章述及吴宓授课:预先写大纲于黑板,待到开讲,则不看书本、笔记,滔滔不绝,井井有条。

清华学生温源宁在《吴宓先生》中说:「作为老师,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处,吴先生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枯燥,间或有之,但绝非不得要领。有些老师无所不谈,却不发任何议论,吴先生则直抒己见,言之有物:也可能说错了,然而,至少并非虚夸。他概不模棱两可,总是斩钉截铁。换句话说,他不怕直言对自己有什么牵累。在事实根据方面,尤其是见于各种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的事实,他是无可指摘的,只在解释和鉴赏的问题上你还可以跟他争论。」

吴宓的学生卓有成就者中有钱钟书、曹禺、吕叔湘、李赋宁……西方语言文学大师李赋宁如此回忆吴宓:「先生写汉字,从不写简笔字,字体总是正楷,端庄方正,一丝不苟。这种严谨的学风薰陶了我,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先生讲课内容充实,条理清楚,从无一句废话。先生对教学极端认真负责,每堂课必早到教室十分钟,擦好黑板,做好上课的准备。先生上课从不缺课,也从不早退。先生每问必答,热情、严肃对待学生的问题,耐心解答,循循善诱,启发学生自己解答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采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

而西南联大时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的吴宓在众人眼中的印象是:身穿一袭洗得已泛白的灰布长袍,一手拎布包袱,一手策杖,冬日头戴一顶土棉纱睡帽。上讲台第一件事打开包袱取出墨盒和一红一黑两支毛笔。他的英语讲义也用毛笔书写。汉字是蝇头小楷,英文的大体是印刷体,重要之处,还用红笔打上圆点、波浪线或直线以示区别。其讲义也是「百衲本」,信封、购物的包装纸,也有连史纸或毛边纸裁下的边角料。

吴宓非常乐于助人,他说:「宓就是乐于助人,并无其它目地,亦不望人报答。」如20世纪30年代,吴宓的一位学生要去美国留学,但费用不足,吴宓慷慨解囊,资助300元,助其成行,并再三声明,不用偿还。

然而,吴宓自己却在生活上节俭自律,不吸烟不喝酒,平常亦粗茶淡饭。他的讲课笔记及几十年的日记本,大多写在捡来的烟盒上,一顶蚊帐自1938年一直用到「文革」,用了将近40年。

抗战胜利后,吴宓在辗转几所大学后,最后落脚重庆,在相辉学院任教授,兼任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他因对中共缺乏基本的认知,拒绝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和海外大学的多次邀请。中共占领大陆后,两所学院被合并,吴宓随校合并进入西南师范学院任教。从此开始了其虎落平阳任人欺的命运。

与陈寅恪的友谊

1919年,吴宓与陈寅恪在哈佛大学一见如故,经常相偕散步于查理士河畔。

当时,吴宓惊其博学,服其卓识,并给国内朋友写信说:「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并多次说,「陈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历年所以启迪予者良多。」

1925年,吴宓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第一件要做的便是聘请陈寅恪为「导师」。此后两人共事于清华,朝夕往还,吟诗唱和。

反右、文革中被辱

中共建政后不久,为了消灭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中共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1952 年5月5日晚上,当吴宓得知,「思想改造运动」即将启幕,学生将督促教师的改造,「深为警惧」,连电影都没有心思看就去睡了。第二天,文教部派人进驻他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专办教师思想改造的事。因为听说北京对梁漱溟、张东荪、赵紫宸等人「严行评判,加重其罪名」,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岌岌可危,「心殊忧惧,恐将不免一死,恋爱结婚更不敢言矣」。(见《吴宓日记》)

由于朝鲜战争,中共暂时停止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不过,中共几年后又掀起了另一场运动。

1957年「反右」期间,吴宓因评论简体字的不当与不便被打成了右派。文革时更是因此被批斗、殴打、羞辱,并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买办文人、封建走狗、蒋介石文化打手、美帝国主义帮凶」等帽子,被下放到了四川梁平县劳动改造。他的三个女儿也和他断绝了关系。

曾聆听过其教诲的学生李永晖在《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中描述了1966年夏天他亲见的一些「批判」场景:一是「群丑亮相」,即将包括吴宓在内的全院数十个「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弄到网球场挂黑牌、戴高帽,「坐喷气式飞机」,让烈日暴晒,一个个被折腾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苦不堪言。

二是游街示众,即押著包括吴宓在内的全院数十个挂著黑牌、被打入另册的「黑帮分子」到北碚游街,进行人格侮辱,如若哪个不低头或走得慢了点,就被呵斥甚至挨打。

三是「开小灶」,即在大礼堂单独批判吴宓。尽管场内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先生总是埋著头,眯着眼,一声不吭。一位「小将」见先生如此「顽固」,便气急败坏地冲上台,挥起皮带朝他头上一阵猛抽。他痛苦地用双手捂住头顶,看着这位「小将」说:「同学,别打了,已经流血了。」于是几位「小将」一拥而上,在一片口号声中将先生拖下台,弄到学校卫生科去包扎。李永晖目睹先生惨遭毒打,「我不忍心看下去,心头十分难过」。

而在另一次批斗中,红卫兵命令吴宓跪在毛像前认罪。他不跪。被红小将猛踢后腿才跪下,但腿骨折断,接着红卫兵左右两边揪他耳朵,不断扭拧,使他痛彻心肺、两耳欲断,最后则被红卫兵一脚踢翻在地,昏死过去。

在又一次批斗中,他被架上高台示众,不免头晕眼花直打哆嗦,因他走得慢了,架他的人立时将他推倒,吴宓由此摔断了腿。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后来他的一只眼睛也失明了。

1974年,他的堂妹到重庆探望生活不能自理的吴宓,发现屋子里根本没什么家具,床上的被褥单薄,布证、棉花票一样也没有,一件蓝布面的棉袄勉强能穿,上面有三十六处缝补。他遂被接回陕西泾阳老家,当时吴宓所有的积蓄,是枕头下的七分硬币。在老家养病的一年里,每次吃饭,眼盲断腿的吴宓都要问:「还要请示吗?」

1978年,吴宓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这位著名的老教授不断地低声喊道:「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一个热诚率真、正直不阿的学者和诗人,就这样在自己深深眷恋的国家中被扼杀。其弟子赵瑞蕻在其去世后,用一百多年前左拉的名言「我控诉!」来为吴宓招魂。若地下有知,吴宓究竟会控诉谁呢?#

【大纪元2017年02月17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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