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文革”中被整得家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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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审判过毛泽东妻子江青的刘丽英

前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被称为“女包工”,曾参与过对毛泽东妻子江青的审判,是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张志新案平反的重要推手,参与查办过许多重大腐败案件。文革后,刘丽英之所以能在反腐打虎的过程中做一些事情,与她在十年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直接有关。文革中,她有三位亲人——她的父亲、母亲和丈夫李文彬都被迫害致死。

刘丽英出生于哈尔滨市一个普通城市贫民家庭。1948年7月,初中刚毕业的刘丽英被选调到公安总局干部学校学习,随后参加了对沈阳市公安局的接管工作。刘丽英在沈阳市公安局长期负责干部人事工作,对局内干部的情况了如指掌,有“活字典”之称。在那场史无前例十年文革中,刘丽英对一些“运动棍子”的胡作非为进行了抗争,结果,遭到残酷的打击报复。刘丽英回忆说:“在这场浩劫中,辽宁省是全国的‘重灾区’,沈阳市公安局是辽宁省的‘重灾区’,我家是沈阳市公安局的‘重灾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在党内打倒的第一个反党集团,是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在中共党内,彭真是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人,罗瑞卿是第一任公安部长,任职长达10年之久。所以,公安系统的文革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与彭真、罗瑞卿上挂下联在一起的。在1966年5月,毛泽东在改组中共北京市委的同时,北京市公安局也被改组。5月12日,公安部和中共中央华北局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原北京市公安局主要领导被停职审查,实际上是夺了北京市公安局原领导的权。这是中国公安系统文革中第一个被夺权的单位。

到1967年1月,公安机关内部的造反派兴起,纷纷拉起各种“战斗队”组织,卷入全国“夺权”运动。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各地公安机关保护当地走资派,镇压了造反派组织。1967年8月7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公安部斗争罗瑞卿大会上说:“砸烂公、检、法,毛主席当我的面讲过没有十次也有八次”,“还没有发现哪一个地方的公、检、法是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他断言:大城市的公安机关和县公安局的八成以上,都是支持保守派的。这是因为17年来毛泽东思想在公安系统没有占到统治地位。“砸烂公、检、法”的提出,加剧了社会的动乱。

1967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下令对北京市公安局及所属机构实行军事管制。此后,各地公安机关相继被军管。公安机关军管会大权独揽,军人专了警察的政,“枪杆子”管制了“刀把子”,军队干部不懂公安业务,不熟悉地方工作,但头脑中阶级斗争的敌情观念极强,对公安工作完全是无知者无畏,否定一切,全盘推翻。而“刀把子”的“窝里斗”,往往把对付罪犯的一套用于“自家人”身上,斗争的凶狠程度更甚于其他单位,还生生的制造出许多通敌“假案”。

1967年2月20日,沈阳市公安局被军管。1968年6月,军管会将全市公安机关4500多名警官集中起来办“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大搞“逼、供、信”,制造冤假错案,拼凑出了一个76人的“特务网”。先后有813名警官被揪斗,整死13人,伤残53人,受到各种处分和处理的384人。公安局主要领导都被扣上“叛徒”、“特务”、“反革命”的罪名,长期“军事监护”审查。在1969年的“斗、批、改”中,军管会先将大批警官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接着又把他们扫地出门。2389名警官被赶出公安机关,到工厂当工人。430多名副科级和19级以上官员连同全家赶到农村插队落户。

由于受到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从军队抽调到沈阳市公安局的文革办主任的压制,从1966年11月18日起,刘丽英接连贴了“到底是谁打击陷害谁”等3张大字报,揭发批判那位极左的文革办主任,得到许多警官的支持。不久,这个“文革办主任”及其所属的群众组织垮台。但是,到了1967年2月6日,在全国“一月夺权”风暴的影响下,这位“文革办主任”一派再次崛起,夺了沈阳市公安局领导的权,并发出第一号命令,称其对立的群众组织是“在一小撮反革命坏分子把持下的右派组织”。3月24日,刘丽英等6人被逮捕,次日,在大会上被批斗,总共关押58天。直到中央117号文件颁发后才被释放。然后,在“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集团”运动中再次遭受更残酷的迫害。

造反派以查找“黑材料”为名,先后3次抄了刘丽英的家。他们还三天两头到家里威逼追问她74岁的老父亲。一个造反派骨干横眉怒目的对她父亲高喊:“李文彬、刘丽英都是反革命,你要揭发、交代他们的罪行!”刘丽英的老父亲回答说:“我只知道他们都是中共党员,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反革命,更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反革命罪行!”由于找不到他们想要的所谓“黑材料”,造反派不断到家里威逼、折磨两位老人。刘丽英和她的丈夫被责令到通远堡“学习班”之后,一直没回过家。她的老父亲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是死是活都不知道,一直担心女儿、女婿有个三长两短。她的老父亲本来就有高血压,加上造反派接连不断的威逼、恐吓,终于一病不起,几个月后,含恨去世。

造反派见老人已经死了,这才通知刘丽英说:“你父亲有病了,你回去看看吧。”只给了两天假,刘丽英被造反派押回沈阳。这时,刘丽英在“学习班”被审查、批斗半年多,以为病中的父亲在家里盼着她回来呢,走到家附近的一家商店时,还给父亲买了两斤蛋糕。刚一进门,看见父亲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刘丽英一下子扑到父亲的遗体上,抱着父亲的头,大哭起来。回想起文革以来家里的重重磨难,又听妹妹说了父亲的情况,真是悲恸欲绝!

刘丽英的丈夫李文彬出身贫苦,从18岁起,就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一直在公安机关工作,曾经当过沈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大队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文彬被打成“走资派”,后在通远堡的“学习班”上,被诬陷为所谓“爆炸、暗杀”案的成员。李文彬性格倔犟,不是事实的东西,他宁死也不会承认。造反派便上去揪住他的脖领,按住他的头,逼他交代“重大问题”。在得不到他们所需要的“口供”的情况下,等待他的是一轮又一轮的毒打。李文彬被打得死去活来,臀部皮开肉绽,鲜血止不住的流,直到被打得站不起来为止。

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李文彬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在高烧40度的情况下,仍被批斗,被强迫下水田干活、抬木头等。1969年9月12日,李文彬的病情开始加重,高烧几天不退。造反派只给了几片头痛片,他吃了也不管用,病情越来越危急。这时,他们才在路上拦了一台拖拉机,把他拉到火车站,然后乘火车到锦州市医院。当刘丽英赶到锦州市医院时,李文彬已被转到传染病院。刘丽英急急忙忙找到传染病院时,李文彬已经不省人事了!1969年9月19日傍晚,李文彬停止了呼吸!

虽然刘丽英和李文彬被关在同一个“学习班”,同一所“干校”,被“专政”长达15个月之久,造反派没让他们俩见过一次面,说过一句话,通过一次信,他就这样被迫害死了。看到李文彬身上的道道伤痕,被褥和衣服上的斑斑血迹,刘丽英泣不成声,泪水止不住的流。刘丽英动情的说:“我问苍天,苍天无语。我问大地,大地无声。他究竟有什么罪?犯了哪条法?”

父亲死了,丈夫死了,刘丽英的厄运并没有到头。不久,刘丽英也病倒了。军代表和造反派骨干在她床前宣布,只要她在“处分”决定上签字表示同意,她和她的家人就可以免于被赶到偏远农村插队的命运。但是,刘丽英说:我没有这些错误,我不能签字。不签字就走人。刘丽英被赶到乡下插队,她的母亲也跟着她到了农村,不久也含恨去世了。

   
文章关键字: 刘丽英 文革 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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